配合文字记录，岛崎役治还拍摄了不少照片。他的真实意愿不言自明，日本人也要在这里经营实业，至少要分一杯羹。
1926年，岛崎役治从汉口出发，去了洞庭湖及周边地区，写成《湖南纪行》。他记录到，岳州人口有6万，位于湖南北部咽喉之地，是四通八达的地理要冲。岳州府城周围3英里有城墙，东西南北各一个城门。此地有上好的桐油、牛皮、麻以及牛油，出口到海外。另外，著名的岳阳楼附近停着两艘中国军舰。
离开洞庭湖，岛崎役治沿着长江逆流而上，在三峡一带搜集情报。他来到万县，说万县地理位置之重要，重庆到成都走陆路要经过万县，宜昌到重庆走水路要经过万县。附近江面大约160米宽，涨水期江流湍急，船只出入有一定危险。
进到成都，岛崎役治特别留意当地的军队。士兵们穿木棉绒衣服，脚上是草鞋。草堂寺、孔子庙都是兵营，门前有哨兵，不是随随便便能进去的。
1927年，日本首相在“田中奏折”中提出：“满蒙农矿森林等物之丰，当世无其匹敌。我国欲开拓其富源，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。”这便是日本间谍们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动力，也是我们必须永远铭记的教训。
早在1928年，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一本叫《日本论》的小册子，作者明确警醒当时当日的中国人：“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，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？分门别类的，有几千种……‘中国’这个题目，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，解剖了几千次，装在试管里，化验了几千次。”“中国到日本留学的人，总该有十万人。这十万留学生，对‘日本’这个题目，又有什么样的研究？”
这样的警醒，到今天仍有意义。我们不要因为和平久了就放松警惕，就在2015年国庆节前夕，中国外交部证实，有日本间谍在辽宁和浙江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。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对这类事情泰然处之！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路上，需要警惕的不仅仅是日本。世界各地，有无数双眼睛时时刻刻紧盯我们，以史为鉴，我们不能再吃以往吃过的亏。
1941年底，日军重兵进攻长沙，扬言要在长沙度过1942年元旦。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。第41师121团排长褚定侯领命，驻守浏阳河北岸。
褚定侯毕业于黄埔军校二分校，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了军令部，他向上级提出，读军校就是为了上阵杀敌，要求编入一线部队。不久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，仅仅两个月后，他迎来了第三次长沙会战。
坚守阵地等待日军的前夕，褚定侯给兄长写了一封信，读来令人悲痛难当。信中说：
“浩兄，昨日下午，师长亲自到弟阵地中侦查地形，命弟死守此处，与阵地共存亡。敌人已达汨罗江，计程三四日后能到此。然吾军各师官兵均抱视死如归之决心，决不让敌渡过浏阳河南岸来。敌此次不来则已，一来则拼一拼。弟若无恙则兄可勿念，若有不幸则请兄勿悲。古云：‘古来征战几人回’，并请告双亲勿悲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然弟一切自知自爱，务祈兄勿念。即请冬好。”
这封家书写于12月27日，不久之后，日军进犯，褚定侯率部昼夜血战，直至全排官兵壮烈殉国！
1942年1月1日深夜，负责防守长沙南郊的预10师师长方先觉，在战斗间隙留下一份遗嘱。
“蕴华吾妻：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，任务重大，长沙的得失，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。我身为军人，守土有责，设若战死，你和五子的生活，政府自有照顾。务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，好好做人，继我遗志，报效党国，则我含笑九泉矣！希吾妻勿悲。”
方师长只是一个代表，那天，长沙官兵共写了1500封家书，留给家人。哀兵必胜，1月中旬，第三次长沙会战告终，中国人胜了！日军伤亡56000多人，被俘139人。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，二战盟国在亚洲战区的唯一胜利，也是太平洋战争之后盟军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。
1942年“五月大扫荡”中，左权率部突围，由于后勤部门对形势估计不足，几千人被困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十字岭。
日军从四面合围，步步紧逼，左权命令作战科长和警卫连长，把彭德怀总司令转移至安全地带，自己坚持指挥突围。在冲向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，一颗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，左权将军壮烈牺牲，时年37岁！
不久之后，《解放日报》刊登了刘志兰怀念丈夫的文章《为了永恒的记忆——写给权》，情深意浓，令人潸然泪下。
文中写道：“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，但我不愿去相信。自然也怀着这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，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。……或许是重伤的归来，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，我将尽力看护你，以你的残缺为光荣……在任何困难之下，咬着牙齿渡过去。有一点失望和动摇都不配做你的妻子……”